在加纳，被诊断患有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毒状况不明的妇女被认为易患宫颈癌和被认为宫颈癌筛查的好处:一项横断面研究

背景

宫颈癌是全球关注的健康问题，它似乎是继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之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下一个流行病。本研究比较了被诊断的妇女和艾滋病毒状况不明的妇女对宫颈癌易感性的认知和宫颈癌筛查的益处，并确定了社会人口学因素和艾滋病毒状况之间的关联。

方法

在加纳中部地区，对600名被诊断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和600名艾滋病毒状况不明的妇女进行了横断面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结构化访谈表是主要的数据收集工具。采用频率、百分比、卡方检验和独立样本t检验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94.8% (n = 569)和93.5% (n = 561)被诊断为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妇女同意“筛查可发现宫颈改变”。此外，58.0% (n = 348)的被诊断为艾滋病毒的女性同意她们曾有过一夫多妻的关系，因此她们可能会患上宫颈癌。婚姻状况(X²= 167.071,p= 0.001)、宗教(X²= 57.720,p= 0.001)、教育程度(X²= 118.997,p= 0.001)、就业状况(X²= 782.646,p= 0.001)和HIV状况。对被诊断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毒状况不明者在宫颈癌筛查的益处方面的平均差异进行比较，发现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t = 7.418, df = 1198，p= 0.001)。尽管如此，在宫颈癌易感性感知方面，被诊断的妇女和HIV状态不明的妇女的方法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t = 0.935, df = 1198，p= 0.351)。

结论

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认为子宫颈癌筛查的好处更高。必须在改善妇女健康的努力中解决感染艾滋病毒和未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易患宫颈癌的认识问题。此外，对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的干预应考虑一些重要的社会人口学因素。

患有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妇女患宫颈癌的风险较高，因为与HIV阴性的妇女相比，她们更容易感染人类乳头瘤病毒(HPV)，而且病情发展成癌症的速度更快[1］．据估计，85%患有子宫颈癌的妇女生活在艾滋病毒负担沉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努力实现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提出的到2030年宫颈癌筛查覆盖率达到70%、宫颈癌前异常治疗覆盖率达到90%的目标，需要采取干预措施，以提高筛查普及率[1］．采取干预措施增加HPV疫苗接种、筛查和治疗，可在2050年将宫颈癌发病率降低40%，并使相关死亡率降低500万[1］．

在加纳，宫颈癌是妇女死亡的主要原因，特别是15-44岁年龄组的妇女[2］．感染爱滋病毒的妇女由于免疫系统受到抑制，感染爱滋病毒的妇女更容易患上子宫颈癌[3.］．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UNAIDS)的报告显示，在低收入至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妇女占所有艾滋病毒感染者的52%，但SSA中妇女感染艾滋病毒/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的比例最高(57%)[4］．

据估计，加纳有32万成年人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其中妇女占65.6% [5］．据估计，该国15-49岁成年人中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患病率为1.7% [5］．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直接影响到妇女的健康和福利。WLHIV病毒发展为宫颈癌的风险增加，迫切需要扩大艾滋病毒检测、综合治疗以及提供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的范围[6］．受艾滋病毒感染的妇女的子宫颈癌发病率高得多，与感染致癌类型的人乳头状瘤病毒有关[7，8］．多项研究证实，携带艾滋病毒的女性感染HPV及与HPV相关的恶性肿瘤(包括子宫颈癌)的风险更高[3.，9］．

风险感知是使人们能够采取健康信念模型(HBM)和保护动机理论所假设的健康促进行为的重要因素[10.，11.］．感知易感性或风险感知可定义为个人对健康状况发展风险的主观感知[12.］．知觉易感性作为一个概念，与许多健康行为和预防性健康行动，例如子宫颈癌普查，都有关联[13.］．对患子宫颈癌风险的认知可能与巨大的疼痛、焦虑和对癌症的担忧有关[14.］．有几项研究调查了宫颈癌的可感知风险和筛查的目的[9，15.］．先前的一项研究报告说，正在接受治疗和获得子宫颈癌筛查服务的艾滋病毒阳性妇女可能不会认为自己易患子宫颈癌[16.］．

此外，如果妇女认为健康行为对她们的健康有益，她们可以进行健康行为。子宫颈癌普查对于降低子宫颈癌的发病率及与之相关的死亡率至关重要[17.］．甄别测试有助发现宫颈异常病变，及早及有效处理[18.，19.］．在南非在南非进行的早期研究中，对筛查的益处感受影响了筛查意图[20.］．然而，Ibekwe等人报道，参与宫颈癌筛查的感知益处可能不是宫颈癌筛查的有力预测因素[18.］．在加纳，尽管有几项研究调查了妇女的健康行为[15.，21]，有关被诊断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和艾滋病毒状况不明的妇女对宫颈癌易感性的认识以及子宫颈癌筛查的好处的了解甚少。本研究试图调查;(1)宫颈癌易感性感知与HIV状态的关系;(2)宫颈癌筛查益处感知与HIV状态的关系;(3)社会人口学因素与HIV状况之间的关系;(4)与HIV状况相关的宫颈癌易感性感知和宫颈癌筛查益处感知的差异。

研究设计

该研究在HBM中被概念化，因为它已被广泛用于解释健康行为[10.］．该模型的概念包括社会人口因素和感知的敏感性，严重性，利益，障碍和线索。HBM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行动的可能性。本研究采用社会人口因素和感知的易感性和受益的模型。在加纳中部地区进行了一项描述性横断面调查，调查对象为被诊断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和年龄在20-65岁之间的艾滋病毒状况不明的妇女。

人口与环境

人口包括在加纳中部地区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中心接受治疗的艾滋病毒妇女，以及在该地区特定保健设施的门诊部接受治疗的普通妇女。中部地区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人数估计为6019人[22］．到医院接受普通门诊服务而不是艾滋病毒护理的妇女构成艾滋病毒状况不明的人群。这项研究的艾滋病毒状况得到了证实，包括已知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她们在不同的抗逆转录病毒中心接受艾滋病毒治疗。这些妇女是在诊所接受了医生或艾滋病毒护士的诊治后才参与进来的。中部地区是位于加纳南部的16个地区之一。该地区在各级保健服务提供中都设有保健设施，大多数设施都配备了提供艾滋病毒护理的设备。数字1显示收集数据的中央区域中的地区。

样和取样

基于Ogah [24]的公式中，被诊断为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毒状况不明的妇女的样本量均为600。

√n =样本量的平方根，p=变异性或概率= 0.5 cl =置信度= 95%。Ci =置信区间=±4%。

．

在加纳中部地区参与艾滋病毒护理的六种健康设施被随机取样进行该研究。使用尺寸方法的概率比例确定参与者包括在每个卫生机构中。包括艾滋病毒的妇女使用了便捷取样方法，谁参观了所选卫生设施，并愿意参加该研究。以同样的方式，接近了访问普通奥德服务综合服务设施的妇女，包括那些自愿参加该研究的人。对于统一的比较研究，为来自每个卫生机构的任何卫生设施的参与者选择相同的子样本。最终，1200名参与者包含600名与600名与600名没有艾滋病毒的参与者，没有艾滋病毒的600人用于该研究。

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了结构化访谈计划[15.］．仪器专注于感知的易感性，感知益处和社会渗目因素。对宫颈癌宫颈癌敏感性的感知的项目是以争论其协议或分歧程度的四分李克特规模测量的，从强烈同意，同意，不同意强烈不同意。受访者通过回应了分量表的问题，表明了他们的协议或分歧程度。受访者的社会渗目信息包括年龄，婚姻状况，宗教，教育水平和就业状况。该仪器在目前的研究中验证了Cronbach的alpha内部一致性指数为0.826，对于感知的敏感性差分和0.799，用于感知的福利子级。

参与者是从不同的卫生机构招募的。6名专业护士被培训为研究助理。培训涵盖了他们应该如何提出问题以及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应该避免的事情，从而限制了数据中错误的引入。结构化的面试安排是面对面进行的。这些数据是在艾滋病毒感染妇女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中心和艾滋病毒状况不明的妇女门诊收集的。采访用的是当地方言凡特语，很少用英语。采访者精通两种语言，他们有在研究地点与艾滋病毒感染者一起工作的经验。这些数据是在2016年3月至5月期间收集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数据收集是在各自卫生设施的咨询室进行的，而艾滋病毒状况不明的妇女的数据收集是在门诊部的私人场所接受治疗之前或之后进行的。

数据分析

使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软件版本21.0 (IBM公司，Armonk, NY, USA)对数据进行分析。统计检验采用频数、百分比、卡方和独立样本t检验。4点李克特量表类型的问题被分为同意或不同意的分析点，以确定宫颈癌的感知易感性、宫颈癌筛查的感知益处和艾滋病毒状况之间的关系。t检验用于比较被诊断为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毒状态不明的妇女对宫颈癌易感性的认知和宫颈癌筛查的益处。

表格1显示了社会人口学特征与受访者艾滋病毒状况之间的联系。结果显示，26.3% (n = 158)的被诊断为HIV的妇女年龄在30-39岁之间，而25.0% (n = 150)的HIV状态不明的妇女在这个年龄范围内。此外，21.2% (n = 127)的确诊患者年龄在20-29岁。调查对象婚姻状况中，已婚者占40.3% (n = 242)，丧偶者占23.3% (n = 140)，同居者占13.5% (n = 81)。与HIV状态不明者相比，58.7% (n = 352)已婚，7.5% (n = 45)丧偶，1.8% (n = 11)同居。同样，确诊者中40.8% (n = 245)和艾滋病毒状态不明者中20.3% (n = 122)分别受过中等教育。超过一半的艾滋病毒感染者(55.0% (n = 330))是学生，而不明身份的艾滋病毒感染者(4.0% (n = 24))是学生。同样，39.7% (n = 238)的确诊患者失业，而13.0% (n = 78)的艾滋病毒状态未知。表格1进一步显示了婚姻状况(X²= 167.071,p= 0.001)、宗教(X²= 57.720,p= 0.001)、教育程度(X²= 118.997,p= 0.001)和就业状况(X²= 782.646,p= 0.001)， HIV感染情况。然而，年龄与HIV状态没有显著相关性(X²= 3.769,p= 0.001)。

表格2显示了子宫颈癌易感性与艾滋病毒状态之间的关联。从表格2所有感知的易感因素与HIV状态的关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例如，“我有一个亲戚得了癌症，所以我可能会得子宫颈癌”(X²= 14.083,p= 0.001)，“我有过一夫多妻的关系，所以我可能会得子宫颈癌”(X²= 106.979,p= 0.001)，“我可能不会得子宫颈癌，因为我几乎不做爱”(X²= 74.949,p= 0.001)和“我不觉得有患子宫颈癌的危险”(X²= 62.403,p= 0.001)均与HIV状态显著相关。

具体来说，与艾滋病毒状况不明的女性相比，58.0% (n = 348)的艾滋病毒确诊患者同意他们曾有过一夫多妻关系，因此他们可能患宫颈癌。与42.8% (n = 257)的艾滋病毒状态不明的人不同意他们可能不会得宫颈癌，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性生活，43.0% (n = 258)的艾滋病毒诊断不同意这一说法。对于“我不觉得有患宫颈癌的危险”这一说法，41.7% (n = 250)的HIV状态不明的女性不同意这一说法，37.7% (n = 226)的确诊女性也不同意这一说法。然而，62.3% (n = 374)的女性诊断同意该声明。大多数确诊患者82.5% (n = 495)不同意他们有亲戚患癌症的说法，因此他们可能患宫颈癌。

表格3.呈现宫颈癌筛查和艾滋病毒状况之间的感知益处之间的关联。从表格3.，所有可感知的受益因素均与HIV状态显著相关。例如，“筛查可以发现宫颈改变”(X²= 7.120,p= 0.001)，“筛查不能防止宫颈癌的扩散”(X²= 105.628,p= 0.001)和“筛查不能挽救患者生命”(X²= 80.500,p= 0.001)与HIV状态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性。具体来说，94.8% (n = 569)和93.5% (n = 561)被诊断为艾滋病毒状态不明的妇女同意“筛查可以发现宫颈改变”。此外，26.0% (n = 156)的确诊患者与29.5% (n = 177)的未知HIV状态患者同意“宫颈检查可能导致不孕”。

表格4提出了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对被诊断为艾滋病毒的妇女和那些艾滋病毒状况不明的妇女进行了与感知到的好处和感知到的宫颈癌易感性的关系。将被诊断的妇女和HIV状态不明的妇女在感知益处方面的平均差异进行比较，发现宫颈癌筛查的感知益处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 = 7.418, df = 1198，p= 0.001)。尽管如此，在宫颈癌易感性感知方面，被诊断的妇女和HIV状态不明的妇女的方法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t = 0.935, df = 1198，p= 0.351)。

社会人口因素与艾滋病毒状况之间的联系

研究结果表明，婚姻状况和艾滋病毒感染状况之间存在关联。在本研究中，已婚妇女不知道自己HIV状况的比例为58.7%，而单身妇女不知道自己HIV状况的比例为22.8%。此外，13.5%的同居妇女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毒，而1.8%的同居妇女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毒。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婚姻关系中，女性可能对艾滋病毒易感性的感知较低，特别是在关系稳定和一夫一妻制的情况下。南非一项艾滋病毒流行率调查的结果表明，与其他婚姻状况类别相比，与配偶生活在一起的已婚妇女被诊断为艾滋病毒阳性的几率降低，其中同居的妇女感染艾滋病毒的几率最高[25，26］．在本研究中，13.5%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是同居的。这使得同居成为艾滋病毒感染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早期在南非和赞比亚进行的研究证实，与已婚妇女相比，单身和丧偶妇女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更高[27，28］．处于这种不稳定关系中的妇女可能社会联系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这可能解释了她们感染艾滋病毒的高风险[25］．婚姻状况和艾滋病毒之间的联系是多方面的，需要具体的方法。因此，预防艾滋病毒的干预措施需要针对婚姻关系不稳定的妇女[25以取得最大的影响。

宗教信仰与HIV的关系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性。在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中，99.5%是基督徒，0.5%是穆斯林。同样，被诊断的女性中有89.5%是基督徒，10.5%是穆斯林。这一发现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该研究是在加纳南部进行的，那里是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地区，这可能解释了观察到的比例差异。与这一发现相一致的是在乌干达15- 24岁人群中进行的一项横断面研究，该研究报告称基督徒的艾滋病发病率高于穆斯林[29建议在艾滋病毒预防中需要基于信仰的方法。在马拉维的一项研究中，五旬节派教会的男性被发现在感知艾滋病毒风险行为方面降低了风险。这支持了积极参加宗教活动可以使男性消除不良行为，如与婚外伴侣[30.］．

在这项研究中，受教育程度与艾滋病毒状况在统计学上显著相关。人们认识到，在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妇女中，艾滋病毒状况不明者与确诊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感染不明艾滋病毒者占总数的20.5%，确诊者占总数的21.2%。尽管如此，在确诊患者中，40.8%的人受过中学教育，相比之下，20.3%的人艾滋病毒状况不明。大多数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接受过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人群中艾滋病毒感染增加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加纳背景下，这一人群明显存在高风险的性行为[31］．此外，在本研究中，55.0%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是学生。此前在尼日利亚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中等教育程度的女性感染艾滋病毒的比例最高[32］．先前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相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感染艾滋病毒的几率更高[27］．早期在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那些失学的人感染艾滋病毒的几率更高[33］．相反，SSA区域9个国家的人口与健康调查数据显示，在乌干达、莱索托和斯威士兰，上学与感染艾滋病毒的可能性降低有关，但在坦桑尼亚、肯尼亚、赞比亚、莫桑比克、马拉维和津巴布韦，没有显著的统计证据。就目前的研究而言，背景的具体问题可能是导致研究结果差异的原因[33］．

就业状况与HIV状况比较，统计显示，55.0%的确诊女性为学生，其次为失业女性，39.7%。这意味着妇女的社会经济背景可能解释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一项在津巴布韦青少年中进行的以人口为基础的研究发现，失学和失业的人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很高。28］．人群特征的异质性可以解释观察到的结果。来自乌干达的证据表明，感染艾滋病毒降低了男性就业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CD4细胞计数超过每毫米200^3.与CD4细胞计数较低的人相比，前者增加了被雇用的机会[34］．早先横断面调查进一步强调,那些携带HIV病毒的妇女不工作是不太可能接受那项工作对他们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但却认为,他们需要工作只有当他们感到绝对比工人阶级(35］．尽管如此，仍有很高比例的艾滋病毒感染者(82.0%)有工作，只有4.0%是学生。

然而，年龄与艾滋病毒感染状况在统计上并没有显著的关联，但描述表明，20-29岁的妇女中有1 / 5的人感染了未知的艾滋病毒(22.5%)，而确诊为艾滋病毒的妇女中有21.2%。此外，年龄在30-39岁的受访者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是不明艾滋病毒感染者(25.1%)，而被诊断为艾滋病毒感染者(26.3%)。同样，被诊断为艾滋病毒感染者的人中，四分之一(25.3%)的年龄在40-49岁。因此，在这些年龄类别中，被诊断的妇女和那些未知的艾滋病毒状态没有差异。早先在南非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年龄较大和女性与艾滋病毒检测有关[36］．女性更有可能与监护人和其他重要的人讨论促进健康的行动。

子宫颈癌易感性与HIV状态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所有感知的易感因素都与HIV状态有关。与40.5% (n = 243)的未知艾滋病毒状态女性相比，58.0% (n = 348)的未知艾滋病毒状态女性同意她们曾有过一夫多妻关系，因此她们可能患宫颈癌。这种关系的性质使女性处于性传播感染的高风险中。据报道，多性伴侣、一夫多妻和接触性传播感染是子宫颈癌的重要危险因素[37，38］．早前的研究报告称，性伴侣的数目与子宫颈癌的易感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39，40］．此外，42.8% (n = 257)的艾滋病毒状态不明的女性不认为自己可能不会得宫颈癌，因为她们几乎没有性生活，而43.0% (n = 258)的艾滋病毒诊断者不同意这一说法。可以合理地假设，这些妇女知道性交是HPV感染的主要媒介，接触与否并不取决于性交的频率，但与接触者发生无保护措施的性交可能导致该疾病。

对于“我不觉得有患宫颈癌的危险”这一说法，41.7% (n = 250)的艾滋病毒状态不明的女性不同意，而37.7% (n = 226)的确诊女性不同意。尽管如此，62.3% (n = 374)的患者同意这种说法。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被诊断患有艾滋病毒的女性并不感到有患宫颈癌的风险。这表明有必要采取干预措施，以促进WLHIV评估其宫颈癌风险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在“我认为我可能会在有生之年罹患子宫颈癌”这一说法中，感染不明艾滋病毒的妇女和被诊断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所占比例并无太大差异。在之前的一项研究中发现，认为自己患子宫颈癌的风险较低，并知道有关风险因素的信息的女性患子宫颈癌的风险较低[41］．Garces-Palacio和Scarinci的经验证据[42和Gu等人[11.研究表明，大多数女性认为自己患宫颈癌的风险很低。有关危险因素的健康教育可减低对疾病的危险认知[38］．此外，曾接触过性传播感染、受教育程度、认为自己有感染人类乳头瘤病毒的危险，以及有家庭成员或亲属被诊断患有子宫颈癌，都被列为危险因素。对易感性的认知与现在或过去对接触HPV的认知高度相关[42］．子宫颈癌与艾滋病毒之间的协同作用已经确立，要求携带艾滋病毒的妇女采取措施预防子宫颈癌[3.］．在肯尼亚，过去四年被诊断出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感到有罹患子宫颈癌的风险，如果有可能，她们愿意寻求筛查服务[9］．此外，风险存在的信念增加了宫颈癌筛查的可能性[43］．

子宫颈癌筛查的益处与艾滋病毒状况之间的关联

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所有可感知的好处因素与艾滋病毒状况之间存在关联。具体来说，94.8% (n = 569)和93.5% (n = 561)被诊断为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妇女同意“筛查可发现宫颈改变”。在这项研究中观察到的高感知益处可能是由于通过大众媒体运动提高了对该疾病的认识。尽管子宫颈癌筛查在宫颈癌早期发展为癌症前发现宫颈异常的作用，42.2%的艾滋病毒状态不明的妇女认为筛查不能挽救生命。这需要提高普通人群的敏感性，以增加他们对这种疾病的知识和理解，并明确人们对宫颈癌筛查可能存在的误解。有趣的是，以前的研究已经强调了宫颈癌筛查在拯救妇女生命方面的巨大作用，因为它降低了与该疾病相关的发病率、发病率和死亡率[17.］．在一项相关研究中，这些妇女认为有必要进行子宫颈检查，因为它可以在子宫颈病变发展为癌症之前及早发现它[18.］．由于早期发现宫颈异常，这种筛查试验可能有助于及早治疗和治愈[18.，19.］．虽然宫颈癌的优势筛查远远超过潜在的伤害，但大多数女性缺乏有关筛选益处的信息，并希望在参与任何宫颈癌筛查测试之前想要这种重要信息[44］．Luszczynska、Durawa、Scholz和Knoll进行的一项横断面研究发现[45]显示对益处的认知与使用子宫颈普查设施之间有显著的关系。早期研究预测进行子宫颈癌普查的预期效益[20.］．尽管如此，在目前的研究中，仍存在一些关于筛查益处的误解。例如，26.0% (n = 156)被诊断为艾滋病毒感染者，而29.5% (n = 177)被诊断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同意“宫颈检查可能导致不孕”。对确诊的妇女和艾滋病毒状况不明的妇女进行宫颈癌筛查教育对于使她们能够作出知情决定至关重要。

与艾滋病毒状况相关的子宫颈癌易感性感知和子宫颈癌筛查益处感知的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在被诊断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未知艾滋病毒感染者之间，在宫颈癌筛查的益处方面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结果表明，被诊断为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获益往往明显高于艾滋病毒状况不明的妇女。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那些被确诊的人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免疫功能受损状态以及他们可能患上宫颈癌的可能性。他们可能听说过，筛查是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干预措施之一。此前在加纳中部地区对艾滋病毒阳性妇女进行的一项研究报告称，携带艾滋病毒的妇女在宫颈癌筛查中获益更高，因此有进行筛查的意愿[15.］．类似地，在加纳的Komenda, Edina, Eguafo, Abirem地区进行的一项干预研究发现，参与干预的妇女认为宫颈癌筛查比对照组更有益[46］．这表明有必要加强关于筛查的教育，即使是在一般女性中，也没有必要对高危群体进行筛查，因为所有性活跃的女性都有患宫颈癌的风险。此外，在埃塞俄比亚进行的一项基于社区的研究报告称，研究的普通妇女受益很高[47］．也许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更多关于宫颈癌和筛查方式的宣传项目。

此外，研究结果显示，在艾滋病毒状况不明的妇女和已确诊的妇女之间，对宫颈癌的易感性感知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这两组人可能或可能不容易患宫颈癌，这需要加强对该疾病的教育。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患宫颈癌的可能性更高，因为这种疾病在免疫系统较弱的人身上进展更快。此外，免疫抑制、HPV感染和宫颈癌之间的关联早已被证实[3.，48］．妇女感染艾滋病毒对宫颈癌的易感性水平需要进一步研究，因为如果她们感到有患病风险，提高筛查率的干预措施可能会成功。在加纳较早的一项健康教育干预研究中，对艾滋病毒感染状况不明的妇女进行了干预，干预后与对照组相比，感知易感性降低了[46］．这表明，无论艾滋病毒状况如何，妇女对宫颈癌的易感性认知普遍较差。因此，需要探索和实施其他教育妇女的新方法，使她们认识到自己患宫颈癌的危险程度，并采取预防措施。

与艾滋病毒状态不明的妇女相比，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对宫颈癌筛查有更高的感知益处，这是在高风险人群中降低宫颈癌发病率的努力的积极结果。然而，在被诊断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未确诊患者的易感性感知方面没有任何显著差异。这一发现要求采取干预措施，提高对宫颈癌的认识，特别是对危险因素的认识，使妇女了解和评估她们对该疾病的易感性水平。此外，对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的干预应考虑一些重要的社会人口学因素。

在当前的研究中使用和/或分析的数据集可从通信作者在合理的要求。

艾滋病: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艺术:

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CD4:

分化簇4

人乳头状瘤病毒:

人类乳头状瘤病毒

艾滋病毒: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opd：

门诊部

感染者的:

艾滋病毒感染者

SSA:

撒哈拉以南非洲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

人:

世界卫生组织(who)

WLHIV:

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

我们感谢您自愿参与研究的客户以及协助数据收集的护士的支持。

这项研究没有从任何组织或机构获得任何资金。

从属关系

1. 加纳海岸角大学护理和助产学院成人健康系

   南希·英诺森蒂亚·埃布·恩扬

2. 加纳海岸角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与推广系

   Selorm Akaba

3. 加纳海岸角海岸教学医院

   莎拉Ama Amoo

贡献

这项研究是由NIEE构思的。NIEE和SA对数据的设计、获取、分析和解释做出了贡献。SAA有助于数据的获取。NIEE和SA起草了手稿。所有作者阅读并批准了最终版本。

相应的作者

对应到南希·英诺森蒂亚·埃布·恩扬．

伦理批准和同意参与

该研究得到了加纳卫生局伦理审查委员会(GHS-ERC:07/01/16)和海岸角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UCCIRB/CES/2015/04)的批准。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确保了参与者的隐私，保护了参与者的权利。参与者没有暴露在任何风险或以任何方式受到伤害。在被纳入研究之前，每个参与者都提供了书面的知情同意。涉及人类数据的所有程序都符合《赫尔辛基宣言》。

同意出版

不适用。

相互竞争的利益

作者宣称不存在相互竞争的利益。

出版商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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